在网络讨论和媒体报道中技术

在网络讨论和媒体报道中,“邻避效应”一词来自英文Not In My BackYard，指的是人们担心某些项目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带来负面影响,希望该项目“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而“迎臂效应”则正好相反，指的是人们不排斥甚至欢迎相关项目的落地，认为其能给社区发展带来好处。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6年一季度全国各地就有50多个垃圾焚烧项目拟投建和在建，但许多项目信息甫一公开，便遭到群众的集体抵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单光鼐领衔的研究团队统计显示，2016年上半年，规模较大的环保类群体性事件至少有52起，其中千人以上规模的就有12起。事件诉因中，涉垃圾类的有19起，涉工业污染的19起，涉变电站的6起，涉污水处理的1起。

不难发现，近年来引发“邻避效应”的环保类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四川、湖南、湖北、江苏等地，都曾先后出现市民因争议性项目而提出抗议的事件。而类似的项目，如果在建设过程中妥善征集民众意见，建立合理的风险补偿机制，很可能会“变废为宝”，让当地居民共享项目建设带来的政策红利，“迎臂”欢迎相关项目的落地。

多地遭遇“一闹就停”

6月27日，湖南宁乡县部分群众在县政府前聚集，反对建设垃圾焚烧项目。6月25日，湖北省仙桃市居民认为当地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环评未充分征求民意，走上街头抗议。4月12日，浙江海盐县政府发布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公示，20日选址周边部分群众在县政府集聚、封堵道路抗议该项目。实际上近年来针对垃圾焚烧的“邻避效应”就一直未断。

矛盾之所以在近期集中爆发，在于近十年来中国快速发展带来垃圾量的增长，已让各地垃圾填埋场纷纷告急。据住建部数据，201 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年清运量达到172 8.58万吨。全国600多座大中城市中，有2/ 陷入垃圾的包围中，且有1/4的城市已没有合适场所堆放垃圾，北京、上海、广州等人口超千万的大城市“垃圾围城”的境况更为严重。

上海环境卫生工程设计院院长张益介绍，垃圾焚烧厂需要的用地面积是垃圾卫生填埋场的1/20-1/15，垃圾通过焚烧可减容90%，且每吨垃圾产生的污染仅为填埋的1/50左右，“尽管垃圾焚烧技术还需进一步改进，却是目前实现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的有效方式。”

除了垃圾焚烧外，污水处理厂、危险废物处置厂、垃圾中转站等环保基础设施近年来在建设过程中，几乎都遭到民众不同程度的反对。今年4月，重庆市渝北区因在长安锦绣城小区附近修建大型生活垃圾转运站，遭居民抗议*终暂停了正在动工建设的该项目。2014年，沈阳金家湾污水处理厂因周边市民的强烈反对被环保部门“叫停”。长沙危险废物处置中心作为中央专项资金投资的大型公益环保项目2006年立项，但由于受到周边村民的抗议，项目延期达8年之久。

如何实现“正和博弈”

而事实上，建设环保项目，产生效益为社会所共享，但环保设施同样可能产生污染，对身体健康、环境质量和资产价值等带来的负效应，却由附近群众来承担，很容易激发相关群体的嫌恶情结，滋生“不要建在我家后院”的心理。对此，相关部门应正视公众关切，解决矛盾纠纷，推动项目顺利实施，变共输的“零和博弈”为多赢的“正和博弈”。

加强信息公开。俗话说，所有的恐惧来源于未知。但凡“一闹就停”的环保项目，普遍缺乏透明公开的项目信息，对于“为什么要建，存在哪些风险，有何防范机制”语焉不详。这种信息的真空，很容易放大周边居民的心理恐慌，产生本能的抵触和排斥。即使有关部门事后解释沟通，也难以让公众信服。在这方面，必须将信息公开的工作做到前面，事无巨细，开诚布公，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环保项目。

邀请公众参与。美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曾遭遇“邻避时代”，大批垃圾填埋场、化工厂设场失败。后来，美国学者通过分析成功设场案例发现，促使社区同意接受设场的*重要的两个因素是，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区居民对设施的充分信任。环保项目建设，事关公众切身权益，公众不能仅仅是“被告知”，更要被邀请参与到项目的决策、规划、选址和建设中来。正如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傅蔚冈所言，“如果一项政策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而只是政府部门自说自话，再好的项目也无法产生好效果。”

给予合理补偿。补偿不是金钱赎买，而是体现对周边群众让渡权利的救济。只有用合理补偿肯定群众为公共利益做出的牺牲，帮助群众消除“受害者心态”，环保项目才能赢得广泛的理解和认同。台湾的垃圾焚化厂在早年兴建时，也遭到周边居民反对。当局推出了敦亲睦邻政策，建立回馈机制，在垃圾焚化厂厂区或周边建设网球场、温水游泳池、健身房和图书室等设施，免费供周边居民使用，人们就不像以往那样抗拒了，项目得以发展。

走出“邻避时代”

诚然，也有观点认为，“一闹就停”起码比“闹也不停”更可取。走出“邻避时代”，需要更为开放的参与，更为透明的信息公开和更为诱人的回馈补偿。这些工作都做了，还是无法转“停”为“行”，那也是公共治理的必要代价。

若是回到现实的对立情绪中，我们仍不得不承认，“一闹就停”起码比“闹也不停”更可取。环保项目、化工项目为何会带来以“闹”为特征的群体性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当地政府或项目方在前期对于尊重民意和汲取民意上有所欠缺。能够先“停”下来，静心听听民意，并在良性互动中努力寻求理解与妥协，这就是实实在在的进步。

当然，这种沟通注定艰难，地方政府的让步也未必就能换来民众的理解。“我认为垃圾焚烧厂应该建，但请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这是基于*大限度保护自身权利的自然选择。它并不高尚，甚至也谈不上理性，更不值得认同，但这样的选择也谈不上恶劣。走出“邻避时代”，既需要公民在运动中自我学习，在“双输”过后自我反省，但更需要政府部门主动转变观念和姿态，把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做得更早、更实、更有效。“一闹就停”也是一种互动，但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互动。

降低成本的方法首先在于，围绕项目本身的互动要提前、再提前。公众对邻避项目或设施的反感，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项目风险不确定性的担忧。减缓这种担忧的途径，无非是更为开放的参与，更为透明的信息公开和更为诱人的回馈补偿。这些工作都做了，还是无法转“停”为“行”，那也是公共治理的必要代价。这种代价又将为双方在下次的互动中能够保有更多理性提供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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