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一种新的民主之二

中国模式：一种新的民主？(之二)

中国制度的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而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可以制订跨越领导人任期的五年规划，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可以持续至今，更可以对香港承诺“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

反观当今所谓传统民主国家，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福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福人减税、扶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台湾在两蒋时代，还制订类似于大陆的“六年发展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统统不见了。毕竟政党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线，谁还管的了四年或八年以后的事情？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却可以讨好民众，对政党的选票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积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积也是中国的两倍，却解决不了全国的温饱问题，而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两倍。（7）

不仅对内政策处于不确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样。小布什时代就极力搞单边主义，到了奥巴马时代就积极主张多边主义。希拉克和施罗德时代，中法、中德关系极佳，但到了萨科奇和默克尔时代则急速逆转。台湾的民进党上台就挑衅大陆，国民党上台就推动两岸交流。这种由于政党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导致经常性的南辕北辙式的一百八十度调整，其严重后果可以想象。

中国制度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法国、美国等国就是应对本身发生的突发事件时，都相当混乱和低效。2003年法国发生酷暑、2005年美国遇到卡特琳娜飓风袭击，就是如此。在灾害极其严重的时刻，法国总统希拉克继续度假，直至假期结束。而这次酷暑造成全法上万人死亡！小布什总统则是灾害发生三天之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灾区早已成为人间地狱，以至前往救援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灾，以至他们叹息宁愿选择前往伊拉克！2009 年，一场台风同时袭击两岸，大陆可以迅速疏散一百万人，台湾却应对无力，造成六百八十一人死亡的惨剧。

低效率一向认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为任何一项决策都要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并伴随冗长的程序。其优点理论上曾被认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误。然而，从现实层面来看，却是不仅有低效率带来的弊端，其最终决策由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相互妥协，其负面作用往往成为主导。正如宣布不参加2010年 11月选举而震撼美国政坛的民主党参议员埃文-贝赫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题为《为何离开参议院》的长篇文章中所说的：“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挽救经济、能源政策、医疗保险改革等关乎国家未来的紧急课题堆积如山，但国会却处于（什么工作都不能做的）瘫痪状态。”而国会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则是“顽固的党派主义和不知妥协的僵硬思想”。他还指出在担任参议员的12年里，美国国会成员抛开党派之争，在美国这个大框架内团结一心的经历只是在2001年9.11 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出现过一次。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无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没有办法防范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无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的对财团政治捐款的顶额限制。然而危机爆发后，即使进行修正，也无法消除其后果，更无法回到危机前的状态。目前来看，更深层的危机是这种制度也阻碍新科技的产生和应用。比如在当前能源危机的时代，美国加州一家制造太阳能公交车的公司，在美国屡屡碰壁。因为这涉及传统汽车行业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还有工会的利益，它们各个都有强大的游说集团。后来这家公司决定到中国来试试运气，却被广州市政府所接受，并迅速更换。奥巴马上任伊始就决定以中国为榜样发展高铁，结果到现在依然寸铁未建。在佛罗里达州规划的第一条短线高铁，尽管是由联邦政府承担大部分费用（一共26亿美元，联邦承担24亿），但由于高速公路和航空利益集团的反对，最终化为泡影。而且这个项目还被指责是奥巴马意图收买选票（佛州是摇摆州，高铁沿线多为独立选民）。最终被批复的加州高铁，论证（实是各利益集团博弈）竟然长达八年，而建设周期更是长达20年。高铁做为一个技术相当成熟的项目，实在令人难以理解究竟有什么问题需要论证8年，需要建设20年。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恐怕等到建成之日，已是技术淘汰之时。显然，一个不被财团绑架和影响的政府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决定。

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近期为行业组织美国商业委员会(The Business Council)做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当70位首席执行官被问及世界上那些组织最称职可信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以64%的得票率高居第三（第一是企业家本身，第二是银行），这一得票率要远高于美国总统（得票率33%）和美国国会（得票率只有可怜的5%）。原因则有二：一是中国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拥有长远眼光，二是更有效率。正如一家跨国能源集团的首席执行官表示：“虽然我们不喜欢中国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们清楚这些政策是什么。”他还抱怨道：“美国的问题在于，政策都是短期的……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中国制度优势之三在于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党 制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其次，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根据总部在德的透明国际2011年数据，中国腐败程度列75位，希腊80位，印度95位，墨西哥、阿根廷和印尼并列100位，菲律宾129位，俄罗斯143位。至于美国用枪杆子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伊拉克和阿富汗分列175位和180位）。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尽管合法，却无法改变其钱权交易的本质。就如同色情业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无法改变其钱色交易的本质。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败减少了，因为这些行为已经不属于腐败。这就如同，色情业和赌博业在中国是非法的，中国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这自然要高于色情业和赌博业是合法的国家。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西方的民主，必须要有选举，而选举必须要有钱。政治人物接受了财团的支持，获胜后，必然要给予回报。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败的刚性原理。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诸多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等，但这种开支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要的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完善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腐败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原由。

当然，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它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现行体制下，有能力对之进行打击。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国家所没有的。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现在名列亚洲廉洁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纪七十年代却是另一番光景。由于腐败过于严重，当时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进行打击，结果竟然引发香港警察暴动，将廉政公署占领。其腐败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腐败的有效遏制，根据西方的经验有三条：一是经济发展，可以高薪养廉、建立完善的银行监控体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钱权交易的合法化。我们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败的那些国家都是最贫穷的国家，像民主了两百多年的海地，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与海地为伍的还有伊拉克、阿富汗等美国一手扶持的民主国家。而且在相近的情况下，越民主越腐败。古巴和朝鲜虽然也不是发达国家，但廉洁程度远远超过上述民主国家就是一例。一向不被西方视为民主国家的新加坡，亚洲廉洁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洁度在亚洲名列第二的则是中国香港特区。极为巧和的是，它们均是华人社会。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到中等发展国家水平，在一党制没有腐败刚性的前提下，也同样会达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领先的廉政水准。

中国的制度优势之四在于这是一个更负的政府。一谈到中国，西方往往套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说词。这实是意识形态的相当然， 与当今政治实践不符（众多民主国家存在的严重腐败就是证例）。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西方没有认识到“绝对权力也往往意味着绝对”。在民主国家，出了问题可以推诿。执政党说是在野党不配合（如台湾的民进党时代），在野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又推卸是前者造成的。不仅如此，对跨越政党任期的项目，往往会首先被牺牲掉。奥巴马总统向国会提交的2011年预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时代的登月计划。而这个登月计划已经耗资91亿美元，合人民币600多 亿，这个项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没有人为这么大的损失而负责。如果中国一个项目决策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人怎么可能会被放过？

说起来，还是和民主制度脱不了干系。在民主社会，许多官员是选上来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违法，决策失误，或者不作为，都不影响任期做满。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台了，就是有什么问题，也不会再被追究。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有人追究吗？制造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吗？高达500亿美元（近3500亿人民币）、持续数十年的马多夫诈骗案，有官员被追究吗？而在中国，高官问责制日益完善，官员不称职或者失职，犯错，随时会被追责。这就是为什么，当台风袭击前夜，大陆的官员严阵以待，理由是：避免灾害发生。因为发生了灾害，当地官员是要被追责的。台湾的官员则度假赴宴。理由是：灾害还没有发生。

也正由于西方政治人物是由选举产生的，为了迎合民众而有意做出违反国家长远利益这种不负的事情。以今天的法国为例。由于债务累累，政府第一大开支是高达五百亿欧元的巨额债务利息。本来，左派主张增加福利和增加税收，右派主张减少福利和减少税收。在政党轮替是常态的情况下，自然会取得平衡。然而左派上台后只敢增加福利，右派上台后只敢减少税收，最后自然是国家陷于破产的境地----2007年时任总理的费永就打破禁忌，公开承认财政已经破产。法国前总统萨科奇为了2012年连任，竟然先是下令每个企业给员工分红一千欧元。后更严令任何企业在选举期间不得裁人或者破产。在各个政党如此执政之下，严重的损害了法国的竞争力。这种对竞争力的损害，绝非一言所能尽，但世人可从TCL在法国的经历窥一全貌。

2004年，中国民营电视巨头TCL收购经营不善的法国国营电视龙头汤姆逊。为改善经营，TCL决定按照法国的法律斥巨资裁减大部分员工。然而尽管法律上合法，但根据法国的政治潜规则，你必须裁减那些容易找到工作的人，而保留那些很难再找到工件的老弱病残！也就是说最有竞争力的员工必须裁减，而保留那些没有价值的员工！TCL的董事长李东生找到当时的工业部长也无济于事，尽管符合法律，但不符合潜规则，工业部长明确告诉他不能这样做。最后智慧无比的中国人采取全部解聘，重新成立公司，再招回30位员工(解聘员工总数为450人！)，为此TCL支付2.7亿欧元的费用。不仅如此，如果被裁减的人要自己创办公司，TCL要提供一部分启动资金，如果员工要去参加求职面试，TCL要提供津贴，如果员工在另一个城市找到工作，要住宾馆等的费用也需要TCL资助。都说商场如战场，而这些颇有自废武功的规定，就是法国民主制度下的产物（8）。

当然，西方由于任期制的限制，官员往往有短期的过客心态。像台湾，除了金门和马祖，各县市都巨额亏损（9），但各候选人仍然不断福利许诺，根本不管钱从何来，如何清偿账务。自己做的好，也未必连任（克林顿时代尽管如此成功，却无法保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胜利），做的不好，如小布什，却仍然可以连任。政党利益往往高于国家利益。关于这一点，在奥巴马上任以来第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着明确的评论：“我知道，两党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国民沮丧的是如今在华盛顿，好像每天都是选举日。我们不能每天只想着让对手成为媒体嘲弄的对象，不能永远抱着分出胜负一决高下的心态。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因为有权反对就拖延或阻挠所有法案的通过。在华盛顿，人们可能会认为和对方唱反调是游戏规则，无论自己的观点是多么虚伪和恶毒。但是，正是这种做法使得两党都无法对民众有所帮助，更糟的是，这还会使民众对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国都变成天天像选举日，都无法承受两党的恶斗，更遑论其他国家。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西方一方面指责中国是党政一体，另一方面又认为执政党不受制约，但同时又承认中国出台的许多法律都是对行政权力进行约束的。既然是党政一体，对“政”的制约难道就不是对“党”的制约吗？

中国的制度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各级领导人的产生既不同于西方的全民选举，也不同于阿拉伯社会的指定或者世袭。而是一方面由组织部门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长期考察、培养和选拨，另一方面党内高层集体的磋商和选举，同时还要参考民意，实是各种力量共同做用产生的结果，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但在民主社会中，影响选举的因素众多，如宗教信仰（奥巴马信伊斯兰教就肯定选不上）、性别（希拉莉的败选）、种族（黑人、白人）、形象（如马英九）、是否会做秀和演讲才能、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以及政治裙带（前第一夫人希拉莉、布什父子总统），但最重要的能力却被边缘化。像奥巴马，仅仅做过参议员，连一天的市长都没有做过，可以说没有丝毫的行政经验，结果却被选出来管理整个国家。这在中国可能吗？

此外，由于不同政党的存在，整个国家的政治人才被政党切割成几个部分，并随政党共进退。一党获胜，那怕原来的政务官再有能力，也统统大换血。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则又造成人才的浪费。毕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资源，一个杰出政治人才的产生也是多种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寿命。一个政党连任八年，也就意味着另一个政党的政治精英闲置八年。

选举这种方式产生的领导人，要么无法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要么无人才可选。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往往选不出杰出人才的原因。至少从现实政治实践看，中国的层层选拔制，有意识的人才培养体系，要胜于西方通过选举方式产生领导人的模式。如果放眼两岸，其对比更是鲜明。

中国的制度优势之六在于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 法、美三国均如此。台湾则比较独特，国民党代表主张统一的外省人，民进党则代表独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

造成多党制无法代表全民的另一个原因则是选举。一个群体的利益要想得到保护和重视，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要有投票权。二是必须有相当的数量。如果达不到这个条件，则无法受到有效保护。以法国为例，国民议会立法要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着传统罩袍。尽管法国有五百万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对意见，但由于立法机构无代表，五百万在法国也是少数族裔，根本无法改变被决定的命运。目前在法国还有一百多万没有投票权的外国人，每年都要办理在法国的居留。但从去年起，每人要交纳三十至七十五欧元不等的费用。但却没有征得这个群体的任何意见。但是当法国政府决定仅仅增加门诊费一欧元的时候，就在全法国引起广泛争论和政党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为这个群体没有投票权，无法保护自己的利益。

当然选举还造成另一个极端。以印度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扫盲计划成效甚微。原因在于，扫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而地方政府对扫盲并不热心，原因之一在于文盲越多，选民越容易控制和影响，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选票。

中国三十年来，经济政策总体来看没有特别地倾向任何一个利益群体。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农村最早受益。随着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现下岗群体，国家又开始建立保障体系，到后来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废除农业税，建立农村医疗新农合，试点农村退休保障。整体上讲，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观的作用。这也是海内外研究学者所公认的。中国的这一特点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更为明显。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要么被民粹主义挟持，往往造成过量的分配，以至于损害政府长期分配的能力。要么被社会精英所把持，进一步加大社会的不平等。而社会不平等的存在，又反过来刺激民粹主义的盛行。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操纵选票和误导民众更为容易。这已被无数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所验证。

正是中国制度的六大优势，才使得中国执政党保有极高的合法性。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12年7月11日刊文称，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中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中西方学者就展开了许多大规模调查，至今他们基本达成一个共识：中国政体的合法性非常高。这种调查时刻都会被调整，以防被调查者说谎。但无论如何结果总是一样的。在一定程度上，被调查者有不满的地方大多数是针对下级政府。而中央政府则被视为是中国政治机构当中最为合法的部分。这也是为什么，2011年引发全球关注的乌坎事件，村民高举的横幅也是拥护共产党。全球知名的皮尤民意调查，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2006年对各国居民对自己国家的满意程度进行调查，中国有81%的受访者回答是。早在2001年，美国民主理论家拉里.戴尔蒙德主编的《中国的选举与民主》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中国的制度优势之七在于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在低成本的基础上实现的权力监督。

中国制度的上述优势，日益得到世人认可。但对中国制度模式最大的质疑在于如何对权力进行监督，避免滥用权力。

西方为了制约权力，实行三权分立和大众普选。这种模式成本过高：不仅产生过程成本过高，而且权力产生之后运行的效率成本也同样过高。而中国则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和独特的国情下，以较低的成本逐步推进了对权力的监督。

中国对权力的监督，除了传统的“天命观”（得人心者得天下）、民众对执政者的政治伦理和心理托付、体制内存在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监督手段（如纪检委、党内竞争）以及一个执政团体下的“绝对”外，很重要的一个全新因素是全球化和互联（）时代的到来，使得中国在内外都受到了及时有力的监督。

互联和的普及，使得信息流通实现了瞬间化。中国国内的问题能得到及时的曝光，从而迫使执政党采取更为透明和开放的治理方式，达到对权力的制约。全球化时代，使得世界可以更容易的围观中国，尤其是仍然主导全球秩序的西方。这对有着传统“面子文化”和文化自豪感的中国来说，有着相当的功效。比如，九十年代西方热炒谁来养活中国人。结果到今天，中国粮食总产量达到5.89亿万吨，占全球的22%，而中国人口仅占全球的19%。再比如，2001年西方热炒中国将因为银行无法承受的坏债而崩溃。结果，到现在中国各大银行的赢利能力全球居首。当然并非所有的国家可以受到西方如此不同的“关爱”，它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国家要足够大，二是双方体制不同，三是这个国家即使不是西方的敌人，但也没有臣服于它。可以说，从全球的角度讲，西方扮演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角色。而中国却又无需付出多党制的巨大成本和代价。

至于特殊的国情，就是大陆、香港（以及澳门）和台湾三方的制度竞争。为了使国家统一更为顺利，更符合历史和现实的情况，中央政府对台湾和香港均提出一国两制的方案。制度不同，自然就事实上形成了各方的制度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大陆只有在制度层面上表现的更好，才能对台湾和香港（以及澳门）产生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