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香港的台湾知名作家黄宝莲吧

今天的最小相对湿度预计50% 定居香港的台湾知名作家黄宝莲，曾在南丫岛生活了八年，写下了散文集《简单的地址》、长篇小说《暴戾的夏天》，以及短篇小说《七个不快乐的女人》、《七个不快乐的男人》，她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在香港如鱼得水，乐在其中。中新社发 陈伊敏 摄

中新社 陈伊敏

“在罗便臣道山坡上，有一棵树，根紧紧地盘在岩石上；暴露在外的筋骨脉络，没有泥土，树木悬空生长，屹然长在悬崖峭壁上。如同香港人吃苦耐劳，有极强适应力，绝处逢生。”台湾著名作家黄宝莲接受中新社专访时描述了一幅让她感动的画面，“香港人很了不起。”

东西交融的香港，曾留下不少中国近代作家的足迹。张爱玲、鲁迅、萧红等名家都曾在这里结下文学因缘。当下，新一代两岸三地作家依然在此自由聚散，他们写香港故事，也把自己的故事留给香港。在忙碌喧嚣的节拍下，黄宝莲乐在其中，在此城找到了一份静谧和创作源泉。

黄宝莲的书房，窗台上自种的意大利香料和中国薄荷散发出怡人的芬芳。她一身素雅的着装，有一种出尘的清新感。“我包了馄饨，喝味增汤可好？”她此刻说着，过了一会儿，就像变魔术一般，将一碟一碟佳肴端到桌上。席间，追忆起一段段往事，更是充满着画面感。

80年代，黄宝莲在纽约过着“安世”的日子。她惊叹亚洲的变化一日千里，让她心驰神往。“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一片欣欣向荣，香港也在腾飞。”那个时代，黄宝莲对来自浙江乌镇的作家木心的作品一见倾心，“他的作品，有诗意的美，有禅的智慧，融贯中西的深厚学养。”在她眼中，内地作家的语言趣味盎然——贾平凹的陕西调子、莫言的山东味道……1988年，她因看了导演张艺谋的《红高粱》而迷上了巩俐。“她简直是美艳不可方物。”不久，她获邀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做访客，如愿以偿与巩俐见面。“天天到小雁塔一带吃烤羊肉串，吃酸汤饺子，东走西逛，日子过得非常逍遥。”她笑言。

“当时去了延安、榆林、塞北，很多乡亲第一次看到我这‘台湾同胞’，那里人一天只吃两餐，却给我三餐吃鱼吃肉，把我当作贵宾招待，怕我吃不好，住不暖，给我很多关怀。”忆往事，陕北安塞腰鼓、黄土高坡的苍茫、已故作家路遥的情谊，都深深刻在她的回忆里。第一次踏足中国大陆，她便向往能在陕北窑洞里住一段时间，尽兴创作。

谈到创作，黄宝莲告诉，她正在写一个长篇小说。“故事关于一个从小就喜欢离家出走的乡下女孩，一直在寻找生命的终极意义。十七岁那年，她跟一个青年摄影师私奔。后来因遭遇意外而导致失忆，从此记不得来处也忘了去路。只能在破碎的记忆片断与恍惚的梦境中企图拼凑已失落的身世。”[NextPage]

对于自己的“身世”，她笑着说：“在纽约时，韩国杂货店里的人跟我说韩国话，日本餐厅里的人跟我说日语；到了香港，又当我是大陆同胞；在我出生的家乡，没有一个年轻孩子识得我面孔……”离开台湾27年的黄宝莲说，回到台湾反而更像“异乡人”。“哪儿好玩，就跑去哪儿。可以因为一句话，一个念头兴起，就落脚在一个地方。”黄宝莲谈到自己的东泊西荡，乐得像一个孩子。

80年代初，她从台湾奔赴纽约寻梦。90年代初，她落脚南丫岛。90年代末，她迁居伦敦，在花园里种竹子，种上各色的花看四季更替。200 年，她重返香港，筷子、刀子、叉子并用，看半山那杜鹃花一路“烧”下山去。随着生活场景不断变换，各地文化也逐渐交融，她来去自如，跨越疆界。“对一个创作者来说，变迁让写作维持旁观者的清醒和独特的视角，常常会有更多新发现。”有了这样的生活背景，黄宝莲的笔下，各地风土人情如浮世绘画面，不同的文化精髓信手拈来。刚出版的《56种看世界的方法》，就是以这样的生活背景写下的世界集锦。

黄宝莲笑言，生活的不同经历积累成“千层蛋糕”，多滋多味。人不必像一颗树，只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扎根，尤其在全球化的世代，虽然离开了家乡，一样可以吸收多元文化的各种养分。“相比起纽约，香港是一个立体的都市，富有层次。”她喜欢香港的高高低低，依山傍水。在南丫岛生活了八年，开门就看到海港，每天走山路，看山花，买活鱼。她在这个小岛上，写下了散文集《简单的地址》、长篇小说《暴戾的夏天》，以及短篇小说《七个不快乐的女人》、《七个不快乐的男人》。

“香港东西文化结合得很好，我在这里如鱼得水。”采访结束时，黄宝莲正要去油麻地买布设计衣服、去牛头角找裁缝，忙得不亦乐乎。

（实习：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