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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卷首写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句话用来形容过去几年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再恰当不过了。

截至2016年底，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容量分别达到1.49亿千瓦、7742万千瓦，同比增长14%和84%，分别占电源总装机比例的9.%和4.7%。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的弃风、弃光问题也很突出。2016年我国风电弃风率为20%，其中甘肃弃风率高达4 %，新疆弃风率为 8%。弃光主要集中在西北，占全网的99%。9月15日，在第一届可再生能源并网技术与政策论坛上，国家电网公司新闻发言人、发展策划部副主任张正陵给出了上面这一组数据。

从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长期以来“先发展、后治理”的问题倒逼模式，已经让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面临严重的弃风、弃光和弃水（“三弃”）问题。而另一方面，根据《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的相关要求，到2020年全国范围内要基本解决弃风、弃光问题。时间紧、任务重，就如何解决“三弃”问题，与会专家展开了讨论。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杜祥琬表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速度较快，目前需要从战略、规划和政策上更好地引导。他认为，可再生能源发展需要克服八大障碍：首先，可再生能源要不断降低成本；其次，可再生能源发电峰值时要实现能调峰、用峰；第三、要大力发展储能行业力度；第四、打破行政和行业壁垒，加大跨地区输送力度，将弃风弃光率降到5%以下。第五、煤电要以适当装机进行灵活性改造，切实起到调峰作用；第六、重视地热资源开发，让地热在我国供热的能源消耗中做出更大贡献；第七、加快生物质能应用；第八、推进分布式低碳能源网络的发展。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周孝信院士指出，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地接入电网还存在一些技术挑战，如可再生能源发电功率波动会造成电压、频率波动和电能质量方面的问题；如可再生能源机组、电站和电站群的控制、与电网控制配合，解决接入弱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问题。周孝信建议，解决大规模弃水、弃风、弃光难题可采用灵活电源和储能调节，或者因地制宜就地消纳，发展高载能产业布局、区域供热、余电制氢等模式。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学教授余贻鑫认为，长期以来，我国风能和太阳能发电开发主要是在西北地区集中开发，然后经长距离输送电线向东部输送的模式，致使弃风弃光严重。他还表示，在以火电为调节容量的情况下，大规模远距离输送无法实现能源革命所必须的高比例可再生能源情景。余贻鑫认为，大量技术的、成本的和社会的因素正汇集在一起，使得微电网几乎必然会成为电力基础设施中最大的变革因素。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正成为推动分布式电源和微电网发展的重要动力。

张正陵还指出了我国新能源消纳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一、我国电源结构性矛盾突出，系统调峰能力严重不足。具体来讲，我国电源结构以火电为主，占比达到64%，“三北”地区更是高达70%，调节能力先天不足。“三北”地区是新能源的主要聚集区，但当地电力需求小，供热机组多，特别是冬秋季供热期、水电枯水期与大风期“三期”重叠，新能源消纳更加困难。第二、我国跨省输电通道不足，难以在更大范围消纳。一方面，新能源富集地区跨省跨区通道规划建设滞后；另一方面，现有新能源外送通道能力得不到充分发挥。第三、我国用电需求增长长期放缓，消纳市场总量不足。第四、市场化机制的缺失也制约了新能源的消纳。

在张正陵看来，新能源消纳涉及电力系统发、输、配、用多个环节，与发展方式，技术进步、电力体制改革、市场交易机制、政策措施等密切相关，既要“源-网-荷”技术驱动，也需要政策引导和市场机制配合。“源-网-荷”是“硬件系统”，决定新能源消纳的技术潜力；政策及市场机制是“软件系统”，决定技术潜力发挥的程度。

对于能否实现到2020年全国范围内基本解决弃风、弃光问题的目标。与会多位专家认为，主要取决于，煤电灵活性改造规模和进展能否达到预期，当前，西北和华北地区推进缓慢；关系电网安全和新能源消纳的一些关键电网工程能否在2019年建成投运；我国电力市场建设尚处在起步阶段，“十三五”全面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存在很大挑战；新能源发展规模控制在国家规划目标内难度很大，目前部分省区风电、太阳能装机已超过了2020年规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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